54年前，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了近代以来的对外侵略历史。但是，战后的日本政府从未对其侵略的历史有过正确的认识，更未对受其侵略的国家认过罪，而是一直顽固继承战前日本政府拒不承认侵略的观点。
1945年8月的伦敦协定中首次导入了“反和平之罪、反人道之罪”的新的审判法理，并首次应用于纽伦堡军事法庭，使德国纳粹伏法。此原则的确立可以说是战争审判的一大进步，使战争审判从单纯的犯罪审判上升为杜绝战争、维持和平的手段。可是，日本政府却从来没有从内心上承认过这一原则。1947年2月，东京审判进入辩护、反证阶段，日本律师团团长清濑一郎在开头陈述中，即明确阐述了日本政府的见解：“关于主权国家行使主权的行为，或者因当时国家机关之故，如果说个人承担责任，作为国际法理是不成立的，”拒不承认纽伦堡原则的合法性，否认日本国家和战争指导者有战争责任。清濑的发言可以说是战后日本政府对待侵略战争心态的原形。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日本政府追随着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在历史观问题上拒不承认过去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仅从对掳掠中国劳工问题的态度上，即可看出这一点。1950年4月3日，在第七次日本国会众议院外务委会员上，有人就日本报纸《国际新闻》报道的木曾谷御岳中国劳工被虐杀一事提出质问。法务府官员高桥答：“御岳山的问题，我不清楚是何事，但即使笼统地说是俘虏，我认为那实际是华人劳务者……现在作为法务府的意见，报纸登载的事，与我们全然无关，那恐怕并非是有权威的东西。”这位法务官员除了以“不清楚”支吾其词外，便是声明与作为政府机构的法务府无关，而且还否认报纸登载的事实。当另有人追问今后打算采取何种态度时，高桥答道：“如我前面所言，现在才知道具体事实，我想进行调查与妥善处理，决非知道后而不了了之”。但在5年后的1955年12月日本第23次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社会党议员田中稔男又向时任外务大臣的重光葵提出质问：“另一重大问题就是战争中强掳至日本的中国人遗骨问题……希望政府不要把此事作为民间团体的事业，要自觉负起责任。这是一个向六亿中国人民表示日本国民诚意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希望外务大臣认真答辩。”重光葵回答：“关于政府如何作，现在不能马上回答，并且至今也没有计划，但是我想对此问题倾注全力。”从5年前日本政府法务官员表示“决非知道后而不了了之”到5年后日本外务大臣表示对中国劳工问题“倾注全力”，而在这5年中日本政府除了否定强掳中国劳工，掩盖侵略罪行，却并未作任何有关中国劳工的调查，这就表明日本政府的表态只是虚情假意的说说而已。
在教科书问题上，日本政府历史观的右倾问题就更是尽人皆知了。从1951年起，日本文部省就开始篡改1946年9月至1947年1月间按照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指令而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用“进入”来取代“侵略”。及至1982年，日本文部省再次大肆篡改历史教科书，招致亚洲各国政府及人民的强烈抗议，文部省表面虽有所收敛，但骨子里并未改变传统的历史观。由日本右翼势力编写的全面篡改历史事实的《新编日本史》被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和长达30多年的主张承认战争责任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的败诉以及当前东史郎《阵中日记》诉讼案败诉，都有力地证明了日本政府顽固坚持右倾历史观的事实。
至于自8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日本阁僚否定侵略战争和日本首相、大臣们纷纷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表面上看似也有“个人行为”的因素在内，但实质却是日本政府顽固坚持右倾史观的具体体现。
日本政府坚持右倾史观固然有许多原因，诸如战后美国的占领政策的转变、日本政府战前战后的继承性、战后日本的周边环境、亚洲各国对日本战争赔偿权的放弃、国力的不断增强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意识方面的原因。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从骨子里就不认为日本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另一种则是内心里明明知道是侵略战争，但出于对日本的“维护”，强说不是侵略战争。前者如1980—1982年任首相的铃木善幸，他在1980年“八·一五”追悼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战死的日本人员时说：“在那激烈的战斗中，300多万同胞祈愿祖国的安泰，思念亲人的未来，在战场、工作岗位上或在战火中倒了下去，还有的人战后死于异乡。当想起他们时，痛恨之情不禁满胸怀”。如此对待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怎么会承认它是“侵略”呢？后者如《南京大屠杀之伪证》的作者田中正明、东京大学的著名教授藤冈信胜。田中为了否定侵略战争，竟然不惜多处篡改松井石根的战地日记，将屠杀一万人改为“一千人”。藤冈居然声称承认侵略就是“自虐史观”，并要求把“从军慰安妇”问题在教科书中删除。这类人的共同点就是心里明明知道过去的战争是侵略，但为了维护日本的“形象”而死不承认侵略战争。他们认为如果承认了战争犯罪，就“伤害了日本民族的自尊”。而这两类人中既有政府官员，也有知名学者，他们对日本政府和国民的历史观影响极大。前不久当选为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一贯坚持右倾史观，多次发表反华言论，这在日本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却能在东京都市民的支持下当选此一重要职务，难道不引人深思吗？
我们在评价日本政府的历史观时，务必分清两点：一是假反省与真谢罪的区别，二是主张中日友好和承认侵略罪行的区别。日本的历届首相几乎无人不对侵华战争表示“反省”，但几乎都是明显的外交辞令，连岸信介这样反华透顶的首相也都表示过对侵华战争进行“反省”，其他首相又有什么不能“反省”呢？综观日本战后历届首相的表现，不要说他们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谢罪，就连公开承认当年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的也只有细川护熙一人，而细川也因日本政界的反对，旋即改口为“侵略行为”。因此，我们万不可被日本政府的假反省所欺骗。主张中日友好的首相可以说大有人在，但这同承认侵略罪行完全是两码事。如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中曾根、竹下登等首相都在中日友好方面做出过贡献，但他们都未承认过“侵略战争”，更不要说什么谢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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